前言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通过日常军事训练与医学检查，英国军队士兵的健康与体能状况之差暴露无疑。针对士兵身体羸弱而开启的改革使英国陆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成为英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随着战事的愈发紧迫，英国陆军被迫逐步降低新兵的体格标准以招募新兵进入战场，但英国指挥官发现新兵的身体条件无法履行军队长官所要求的职责，且城市新兵比乡村新兵更容易患上疾病。
从年10月至年4月，在七个月的时间里，英国远征军丧失了35%的力量，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寒冷的人数大于战斗减员。事实上，英国陆军士兵不仅身体素质欠佳，社会形象更是糟糕，长期受到政客、民众甚至是陆军军官的鄙视和嘲弄。
不少士兵荒淫无度、酗酒成风，时常越过道德、纪律乃至人性底线，杀人越货、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人野蛮无礼的作派让人觉得很不安，他们酗酒己发展到令人厌恶、可怕的程度……在英国，这种情况非常多见，队伍中满载着喝醉的士兵，还要防止他们被敌人擒获。”
战争结束后，一家名为《海军和军事公报》的媒体谴责英国陆军士兵的“严重无良”，认为“不能再让军队作为无知、愚蠢和恶毒青年的避难所”。此外，军队，特别是陆军中的性病问题早已声名狼藉，士兵被称为“社会渣滓”。
年，英国陆军士兵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为每人中有例……年更为糟糕，因性病住院的士兵人数增加到26,人，占联合王国部队的33%。“英国陆军部对部队的战斗力和士兵的疾病感到非常不安。”
士兵的羸弱体质及败坏的道德行径不仅对军事行动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且因为治疗的财政负担和引起的敏感问题，使之上升到社会范畴和国家层面。克里米亚战争暴露的种种弊端迫使军队寻求改变现状。
针对士兵糟糕的社会形象和低劣的道德品质，许多社会改革家、教会人士和慈善组织在靠近军事设施的地区建立“士兵之家”、图书馆、阅览室等活动中心，为其提供软饮料、茶以及圣经课程，试图以此规训士兵的堕落行为。
年，英国第一个“士兵之家”由牧师威廉姆·卡尔·威尔逊在朴茨茅斯建立，随后在查塔姆和奥尔德肖特等地区都修建了类似的活动中心，试图引导士兵阅读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书籍，组织手工艺制作等活动，这些举措还一度得到威尔士亲王和剑桥公爵等勋贵的支持。
然而，社会改革家们在改善士兵低俗生活、提高道德标准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酗酒纵欲依然是大多数士兵的生活习惯。
在性病防治方面，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推动立法，政府分别在年、年和年颁布《传染病法案》，涉及的地理范围从11个军事要塞和造船城镇逐步扩展至全国各地，旨在加强性工作者的医学检查，以此来推动性传播疾病的防治，规范卖淫行为。“
三部《传染病法案》是军方、议会、行政部门、医学界、慈善团体等各方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成为英国推行有效而又合法的性病防治政策的起点，是扩展派的胜利。”自该法案颁布以来，军队中的性传播疾病问题得到了一定控制。
然而，由于该法案违背了公民自由权利及在性别上明显的双重标准，因而遭到社会激进派的抵抗，尤其是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体的废除派推动了相关法案在年被彻底废除。因此，以政府和军队为主进行的强制检查、规范卖淫行为等防治措施在士兵的性疾病传播问题上依然没能取得显著效果。
最终，军队中的体育训练和运动比赛被证明是最持久、也最具革命性的改革方法。现代体育主要源于英国，在经历了传统体育的转型、工业革命的深入与城市化进程后，于19世纪中期前后逐渐进入英国主流社会文化，以板球为代表的体育项目成为时髦运动。
“我们对板球的爱好大大超过了政治……查尔斯·伯吉斯·弗赖比张伯伦先生更能代表我们。”体育运动被一部分来自上层社会的军官所青睐，他们热衷于猎狐、猎野鸡、射击、钓鱼和其它运动，在公学和大学时代所熟悉的团队体育更促进了群体凝聚力的培养和增长。
军官们相信把士兵从兵营、酒馆和妓院带入体育馆和运动场，可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强战斗能力，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道德品质、思想觉悟和作战士气。现代体育在英国军队中的发展还源于一个古典传统，即体育与战争两者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从历史上看，荷马时代的英雄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战士，而且是成就斐然的运动员。
《伊利亚特》第23卷中描绘的是阿喀琉斯为祭奠好友帕特罗克洛斯举办的竞技大会，选手包括阿伽门农、奥德修斯、墨里奥涅斯等社会精英与军事领袖，比赛类型有战车、拳击、摔跤和赛跑等活动。
古罗马社会更是痴迷于竞赛活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幸存下来的大量建筑遗迹。不同于古埃及林立的金字塔、希腊恢弘的神庙和剧院以及中国的万里长城，古罗马的军事纪念碑、凯旋门以及规模庞大的体育场馆和竞技场，彰显了罗马人对体育运动的推崇。
某种程度而言，体育与军事战争都是身体力量和技巧的竞赛，包含有集体的团结、勇气、忠诚和纪律，以及对胜利的极度渴望。
英国社会延续着古代以来对体育竞赛的喜爱，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体育传统，发展起现代体育并将体育与殖民扩张、帝国征服联系起来，一个常见的比喻即是英国与沙俄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大博弈”。学者埃里森指出，正是源于这样一个古典传统，英国的体育比赛也常常被当作对军队和帝国责任的准备。
19世纪中期前后，关于建立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各级官兵体育训练计划就已经受到